英国《金融时报》1月10日发表了题为《斯诺登揭示出资本主义新隐忧》的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2013年爱德华·斯诺登揭露美国政府的出格间谍活动之后，如今公众普遍对监控话题日益厌倦。原因在于，这位曾为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合同工的告密者，揭露了太多关于当今世界运转方式的令人不快的事实。

　　科技基础设施和地缘政治强权、猖獗的消费主义和无所不在的监控、有关“互联网自由”的高谈阔论和互联网监控不断增加的冰冷现实——所有这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而我们大多数人不愿理会这一事实，也懒得思考它的前因后果。相反，我们只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家实施的间谍活动”这一点上，而几乎忽略了漫长链条上的其他所有环节。

　　然而有关间谍活动的争论很快就变得狭窄，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地沉迷于技术细节。美国外交政策是否合理、数字化资本主义的矛盾未来、权力从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向硅谷的转移，这些问题都未得到应有的关注。然而，出现问题的并不仅仅是NSA，如今通信的运作方式以及人们为通信支付代价的方式也同样出现了问题。并且问题的出现不仅源自法律和技术方面的原因，还源自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原因：太多政府因资金紧张、以及对基础设施缺乏创造力，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通信网络，将其交到了科技企业手中。

　　斯诺登为一场非常必要的全球辩论创造了契机，这一全球辩论原本可以凸显出以上许多问题。可惜的是，这场辩论始终没有到来。对美国沉迷于监控一事的爆料，引发的却是乏味、单一的反应。这其中多数过激言辞都毫无用处：这些言辞中掺杂了反美国主义，并被转化为一些毫无建设性的“改革”。许多外国领导人仍坚持抱有这样一种幻想：只要美国向他们承诺签署一个不搞间谍活动的协议，或者至少停止监听他们身边的各种设备，斯诺登揭露的各种恶行就会消失。

　　在这个问题上，政治人物正在犯下与斯诺登同样的错误。此前，斯诺登在其罕见而发人深省的公开讲话中，曾将这些不当行为归因于情报机构管得太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算是斯诺登本人可能也没有充分意识到他揭露的是什么。这些滥用权力行为并非孤立事件，无法通过修改法律、收紧对间谍活动的审查、建立私密性更强的工具、或是在国家对科技企业提出要求时提高透明度来纠正。

　　当然，所有上述事情也是必须做到的：这些都是容易实现的政策目标，是触手可及的低垂之果。至少，这些举措能让民众觉得政府确实在采取措施。然而，对于一种可怕得多的潮流，即我们的个人信息（而不是金钱）正在成为我们为所获服务（或许不久后还有我们的日常用品）支付的主要代价，以上举措会起到任何作用么？

　　没有任何法律和工具能够保护那些受到硅谷鼓动性传奇启发、急于成为数据企业家的公民，他们总是在寻找新的、更快的、更赚钱的方式，将他们自己的数据转化为金钱——无论是关于他们购物行为的信息，还是他们基因的拷贝。这些人想要寻求的是披露自身数据的工具，而不是保护自身数据的工具。如今每一份数据（不论多么微不足道）都是一项变相的资产，这些人需要的只是找对买家。抑或，买家也会找到他们，以他们的数据作为交换，为他们提供一种便利的服务——这似乎正是谷歌电子邮件服务Gmail的商业模式。

　　和多数他的攻击者及支持者一样，斯诺登也没有意识到，我们可能正在亲历一场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变革，个人数据正在成为一种可选的支付方式。对消费者来说，其中的好处已经很明显了，而公民需为此付出的潜在代价却不那么明显。随着个人信息市场蓬勃发展，这种变化带来的外部性(externality，指部分人的决策对他人的影响——译者注)也大大增加，而民主则成为主要牺牲品。在支付方式眼下从金钱向数据的转变过程中，NSA的权力不太可能遭到削弱。相反，这一过程可能会催生更多更强大的中介机构，这些机构将进一步助长NSA对数据的沉迷。因此，这场有关监控的争论要想保持其影响力并在政治上拥有一些杀伤力，就必须与有关资本主义的讨论相联系，否则就可能沦为一场沉迷于法律细节的隐私辩论、从而变得无人问津。

　　这个问题其他一些被忽视的方面也同样重要。对于NSA及其他情报机构提出的一套说辞——他们需要用这些数据先发制人地解决问题，我们难道不该更严厉地批评么？我们不应任由成本日益降低的先发制人式做法喧宾夺主，从而忽视了通过找出问题源头来系统性解决问题的努力。我们不应仅因为美国情报机构表示，未来它有望根据所有也门孩子炸飞机的倾向对那些孩子进行排序，就觉得没有必要努力从源头上消除孩子们的不满，而导致他们不满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美国以他们的父辈为目标，过分使用无人机。

　　不幸的是，这些问题却没有摆在今日的议事日程上，这部分是因为，对华盛顿方面和硅谷都很擅长的那一套简单化说辞，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愿意买账。那套说辞是，我们需要的只不过是出台更多法律、推出更多工具、以及提高透明度。斯诺登揭露出的是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存在于当今资本主义与民主生活的根基之处。要消除这一紧张关系，我们需要发挥出更多想象力。